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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的滑板鞋”庞麦郎悄然出院,下一站:北京

离开精神病院的第80天,37岁的庞麦郎计划复出:回到城市,继续自己的巡回演出。

“像《我的滑板鞋》一样被人传唱,再火一把。”庞麦郎的第54首新歌已经完成,他对此期望极高。凭借这首歌,他的首场回归演唱会绝对会盛况空前:“艺术家”站在舞台上高歌,台下人人都喊着他的名字。

这是庞麦郎自己的想象。

今年3月份进入精神病院的事情被曝光后,庞麦郎“迎来职业生涯的最大危机”。在大众眼里,这个性情古怪的歌手已然被判为“社会性死亡”:谁会听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唱歌?

“精神问题”是难以撕去的标签,庞麦郎明白这一点。他开始频繁通过媒体澄清“自己从未得病”,还瞒着所有人接下一则商演广告,准备独自前往北京,正式宣告复出。

庞家父母为此感到担忧:“外界的眼光和压力,会不会加重有所好转的病情?”

担心归担心,没人能真正够阻止庞麦郎。“我可以不吃不喝,但不能没有音乐。”无论面对谁,这个倔强的农村青年都习惯于谈论自己的音乐梦想,“为了实现它,我可以不顾一切。”

很难分清,庞麦郎的这种执拗,是某种疾病症候的展现,还是真正热爱音乐成癫。在天平的另一端,庞麦郎的复出尝试向大众抛出了一个问题:我们该如何对待一个被贴上“有精神问题”标签的歌手?

甩开“疯子”标签

山坡上,三间茅屋、一间猪舍,那是南沙河村村民庞明涛(庞麦郎原名)的家。

树荫底下,庞麦郎正弯着身子捡枯枝。白T恤、黑长裤,剪去了标志性的朋克卷发,全身上下,只有那双印着英文签名的滑板鞋在提醒,这是曾经的“巨星”。

今年3月初,庞麦郎被家人送进大安镇精神病院。两个多月后,父亲庞德怀悄悄把他从医院领了出来。揣着卖玉米挣来的一万块现金,庞德怀带着儿子去西安奔走求医,先后辗转了3家医院。

“精神问题没完全确诊,左耳却出了问题。”庞德怀苦笑。在西安长安医院,庞麦郎在众人的劝说下,住院一周以治疗耳鸣。钱很快花完,庞德怀不得不带着儿子回家。

对于见惯了城市灯红酒绿的庞麦郎来说,山里的生活有些寡淡。“除了睡觉、写歌、偶尔到地里走走,没有事干。”庞麦郎说。一旦有向外界展示的出口,他唯一想做的,是甩开身上的“疯子”标签。

“我本来没有精神分裂症。”庞麦郎声称,是精神病院打乱了他的生活。

“三餐只有粥和馒头,吃完后,大家就在一块空地上转圈圈。”庞麦郎将精神病院形容成越不过去的高墙,服下药物后,里面的日子变得浑浑噩噩。

两个月里,唯一让庞麦郎感到开心的,是有人乐意听他唱歌。在空地“转圈圈”的时候,身穿条纹服的病友们认出了他。据庞麦郎说,在众人的簇拥下,自己唱起了那首《我的滑板鞋》,“30、40个人听着我唱,就是没有话筒和灯光”。

枯枝遇上烈火,灶炉底下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。庞麦郎从锅里舀出一盆热水,暖了暖碗里的中草药,一饮而尽。“这是治身体的药,”他指了指耳朵和肚子,“自从住进精神病院,耳边总会发出‘滋滋滋’的声音,肚子咕噜咕噜地叫”。话毕,他突然起身,摸着胸口,“你听,这里刚才就有响动,扑通扑通”。

回家半个月后,庞麦郎开始抗拒吃精神控制的药物,认为那才是导致他身体异样的根源。对于儿子的任性,庞德怀没了主意,只能去隔壁镇上请教算命先生。对方称:“庞家祖上拜神时,因没给香火钱,触怒了神明。”算命的给了一道纸符,烧成灰后倒进水里,让庞麦郎喝了。

没人知道符水掺和着中药有没有用处,但在外人眼里,庞麦郎确实“变好了”。

“气色和精神都不错,见人会主动打招呼,还胖了不少。”庞家的邻居王婆回忆,庞麦郎还没进医院前,无论天有多热,他都戴着帽子,也不太爱讲话。餐桌上,庞麦郎削了个梨子,转身递给记者,“吃个水果解解渴吧”。这种热络,也与他以往的木讷和迟钝截然不同。

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

只有庞德怀暗自担心儿子的状态,“有点不稳定,至少要再观察一段时间”。庞母则认为,庞麦郎有时候“记不太清事儿”。5月份,庞麦郎在西安求医时,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曾在诊断证明上给出谨慎判断:“基本正常,但不能排除其它精神障碍的可能,也不能排除精神分裂症缓解状态。”

到大城市去

7月底,南沙河村一片翠绿,夏日的蝉鸣声盖过了一切。

玉米地里,庞麦郎告诉记者,他已经制定复出计划,下个月要到北京去。“从村口坐车到宁强县城,差不多1小时,票价15元,在那儿可以搭上去北京的火车。”

一个月前,一家北京的公司找上了庞麦郎,承诺帮他出一首歌和MV。条件是,庞麦郎得为公司写首宣传歌,同时亲身展示产品效果。

庞麦郎爽快地答应了。“拍广告可以提升知名度,还可以出歌”、“没问题的,对方是家正规机构”……对于产品展示要求,庞麦郎则认为那有助于快速恢复形象。在采访中,庞麦郎曾婉拒了拍摄视频的要求:“等头发再长点,现在的造型不行,不是一个艺人该有的样子。”

大病初愈,独自出远门并不是一件好事,那家公司提醒庞麦郎可以带上一个亲属同行,机票酒店全包。但他拒绝了,“就我一个人去”。

庞麦郎即将离家的消息,让庞德怀隐隐担忧。

“他压根没跟我商量,”63岁的庞德怀垂丧着头,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,一口口抽着闷烟。5个月前,在亲手把庞麦郎送到精神病院后,这对父子已经好久“没好好说话”了。庞德怀明白儿子多少有些记恨自己,“劝是劝不动了。”

又静默了许久,庞德怀忍不住开口:“你说他出去遭欺负,精神状况又不好了咋办?”

“你真的想好要出去了吗?”记者问庞麦郎。南沙河村虽不富裕,但山高景阔、与世无争,相比起外面的世界,留在这里,做个普通人,似乎没有什么不好。

但这个农村青年显然不想留在这里。“艺术家离不开城市。只有在大城市才有演出的机会、才有人愿意听我的歌。”至于如何重新回到大众面前,“创作,只要有好作品就行了。音乐是我一生的追求。”

庞麦郎微微仰起头、语速变快。外人无法判断,这种执拗是某种疾病症候的展现,还是从骨子里热爱音乐。

谈到创作,庞麦郎体内的某个开关好似被开启:“三首歌,开一场演唱会需要三首传唱度高的歌,”他掰了掰手指,“《滑板鞋》、《魔术师》,我现在还差一首。”

转身拿起笔,庞麦郎又开始写歌。最新的一首叫《我在小河的岸边》,“写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她,为她介绍自己家乡门前的小河。”每天花上4个小时,庞麦郎一次次修改歌词、一遍遍轻声哼唱。

在天边有一条美丽的小河

人们在那都很遥远

在河的下游划着小船

人们在那都很孤单

……

庞麦郎说,小河最终要“流到大城市去”。

大城市也是庞麦郎的归宿,他计划着再次开启全国巡演,并把首场复出演唱会定在上海,因为那里是fashion之都,让人神往。“我可以找一些livehouse,有老板愿意免费给我演出”、“没钱,就拍广告挣路费;有钱了就成立公司帮忙运作”、“再不济,我还可以直播”,庞麦郎向记者讲述日后的计划。

压力“没法改变我”

重新起步,庞麦郎需要付出更多。除了钱和人脉,“精神病人”是庞麦郎身上怎么都撕不掉的标签,“事业落入了低谷”,他说。

一切都源于今年3月11日。庞麦郎前经纪人白晓,在一段七分多钟的视频中向公众告知,“庞麦郎先生已经住进了精神病院”。

“白晓是一个不合格的经纪人,他压根没有能力。”庞麦郎坚持认为,对方并未经过他的允许就公布病情,是一种越界,“是白晓让情况变得更糟糕”。

在此之前,白晓是庞麦郎唯一的朋友,从2015年开始,他们共度了6年的时光。在媒体的描述里,两人像是小说中的堂吉诃德和桑丘:庞麦郎为实现音乐梦想一路向前,白晓紧跟其后,帮忙收拾烂摊子。

庞麦郎的讲述打破了上述美好的想象。“白晓总是向我透露自己认识很多明星,也有很多场地资源,可到头来我发现他谁也不认识”,庞麦郎认为,反而白晓是借着他的名气,才有机会各种接触各种资源。

钱,成为两人争执的重点。

此前,白晓曾向媒体表示,庞麦郎卡上最多时有200万,但自己跟着庞麦郎这几年,非但没有赚到钱,反而因为照顾庞麦郎饮食起居,欠下了几十万。

对此,庞麦郎则有自己的说法:“200万是公司的,我自己手上只有70多万,全花在了编曲和租房”、“那些赔钱的鞋子是白晓提出要办的,一双卖399元,一开始我就觉得太贵,没人买”……即便是现在,白晓还在用庞麦郎工作室的抖音号直播,这让他感到不悦,“没有一个经纪人会这样做”。

庞麦郎出院的第二天,白晓给他打了通电话,“只聊了不到4分钟就挂了”。至于聊天内容,庞麦郎不想对外界公开。唯一可以确认的是,在那通电话后,经纪人白晓和艺人庞麦郎的关系彻底结束了。

如今,庞麦郎的身边空无一人。

回顾庞麦郎出道后的人生,被舆论消费似乎成了一种常态。《惊惶庞麦郎》后,他被大家嘲笑,“衣着邋遢”、“调戏记者”;2017年,一场只有7个观众的Livehouse演唱会让他再一次成为笑谈……

是不是外界舆论的压力逼疯了庞麦郎?在回忆这些人生重要节点时,庞麦郎始终没有显露出情绪的波动,甚至连表情都没有变化。这种对外界感知的迟钝,也许保护了庞麦郎。“压力,有一点。但那没法改变我。”庞麦郎说。

跌跌撞撞,庞麦郎又回到了南沙河村的小河边。炎热的午后,踏着青苔石阶,庞麦郎在河边玩起了打水漂。响声惊动了浮在水面的鸭子,伴随着“嘎嘎”的叫声,庞麦郎少有地笑了。

再唱20年

山里下起了暴雨。

雨水沿着着墙壁裂缝渗出,滴答滴答地落在厨房、客厅、房间里,“再不修,恐怕不行了。”为了攒钱修房,庞母走几里路到林里捡银杏树叶,一斤能卖一块五;庞德怀计划着,找个时间把家里的猪仔卖了,换个好价钱。

庞麦郎仍旧呆在屋里,不闻窗外事,一心一意搞创作。

“写歌,是为了什么?出名?赚钱?”

“创作,我想让别人听到自己的作品。”

“你词写得很好,创作不一定非要唱,退居幕后或许也是一个选择。”

“那不行,我还要演出,别人唱不出来我的感觉。我是个艺术家,舞台动作设计也都要涉及。”

庞麦郎确实有成为艺术家的潜质:执着的神想、以及别人不懂的“诗和远方”。但现实中的生活图景又在不断强调: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。

庞麦郎的房间面积不大,床和桌子占据了大半空间。桌面上,杂乱堆放着各式药品、喝完的饮料罐子、演出帽子和曾经发行过的CD。一本泛黄发旧的《梵高手稿》极为惹眼——白晓曾公开夸赞庞麦郎为“中国版梵高”。

“我和梵高都是艺术家,”庞麦郎说自己没有看完这本画册,“只是翻到了第288页”,但这并不妨碍他欣然接受这个赞誉。谈论起自己与梵高的不同点,庞麦郎说:“他是画画的,而我是搞音乐的,艺术形式上,我也比较接近现代。”

庞麦郎对音乐最初的执拗,也能在这间房间找到答案。角落里,摆放着一把沾满灰尘和蛛网的蓝色吉他,那是庞麦郎人生中的第一件乐器。

上初中时,庞麦郎央求着父母花200元给他买把吉他。二十几年过去了,他依旧没有练好吉他,更多时候只是“做做样子”。

“音乐靠天赋。”庞麦郎强调,自己几乎没有系统学习过乐理、表演,却迎来了旁人梦寐以求的流量和关注。如果再来一次,庞麦郎称“并不后悔经历这样的人生”。

“大众在消费我,我也在消费大众。愿意买我的唱片,来看我的演出。他们讥讽我、嘲笑我,都无所谓。”这一刻,庞麦郎比任何人都要清醒。

采访的最后,庞麦郎反问记者:“你喜欢现在的我,还是之前的?”

“现在多一些,更贴近我想象中的庞明涛。”

“但我更喜欢别人叫我庞麦郎,舞台上的庞麦郎。”

庞麦郎认定自己属于舞台。对自己的艺术生涯,他给出了一个准确的数字,“57岁,再写20年”。

“如果57岁后仍旧没有成功呢?”

庞麦郎沉默了。

(来源: 投资界 公众号ID: PEdaily201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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